奇怪的人
翟全安这个名字在报纸上有些报道，西安下岗工人骑车疾呼普及义务教育。我见到他一次是在北外东院的门口，另一次是在中关村十字路口科贸的一侧。
那天是10月2号，陪朋友买完笔记本电脑之后往公交站走，他就站在路边。一身黄色的衣服，像是雨衣，一辆自行车，还有车筐里，后架上的宣传材料，还有一张不到一版报纸大小的剪贴板，全都是各个报纸对他的报道。
他会向每一个经过的人低声地娓娓地讲义务教育如何重要，一些人会驻足片刻，一些人还会投下一些钱，可是更多的人只是走过，有些还会一脸不解，像是在说“这个奇怪的人”。
我和Kathy属于驻足片刻的那一类。有趣的是这些人自然地围成一圈，却下意识地略略散开，与他微微拉开一点距离。既不愿互相听不到，又不愿投入地讨论。
那位张姓同学站在我旁边，白色的衬衣有些陈旧但是干净，戴一个黑框眼镜，普普通通的学生打扮。我们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不就是这个教育制度的牺牲品吗？”周围的另一个人说：“是啊。”这位张姓同学也叹声气说是。紧接着又说其实最大的问题倒不见得是教育……
于是话题展开了。说城市和农村教育资源不平均，多少还是因为贫困而上不起学，那都是在农村。问题不只是教育，是为什么农村那么穷。为什么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说宪法平均十年改一次，私有财产终于变成“不可侵犯”的了。每个人都珍视自己的所劳、所得、所有，于是每个人同时也就开始珍视自己的独立人格。于是每个人都开始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判断。这个社会上渐渐地又会有关注公共事务的风气。同时这又要求新闻媒体不再只是敷衍的所谓“舆论监督”，每个有自己思考能力的人都有权利得到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件的真相。而这又反过来促进每个人都有平等、开放的肚量，和坚持正义的决心，还有理性辩论的民主的思维方式。于是随着每一个个人的觉醒，这个国家也会越来越好起来。
向东向西行走不绝的人流里不是有一两个人会回头盯着看，他们可能是听到了一两个敏感的词，眼神像是在说“这奇怪的人”。
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我还留下了这个网址。临走的时候他说：“以后要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时，千万记着通知我。”
后来我又翻出翟全安的名片，又想起这个其实再也没联系过的同学，不禁疑问什么叫“有意义”？我也是一个奇怪的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