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語言里

同事老李的戶口由於老家公安局工作紕漏被弄沒了，所以身份證丟了之後一直沒有辦法補辦。即使奧運會漸行漸近，也沒有意識到這會是一個問題，直到有一天晚上十點鐘他在地鐵裏被警察攔住查身份證卻拿不出來時，才意識到自己有口難辯。身份證都拿不出來，你就沒有辦法證明自己是好人，所以就可能是壞蛋。於是老李自然而然地被抓回局裏盤問了兩個小時，最後是給一個頗有權勢的親戚打了電話才得以重獲自由。

老李的經歷雖然讓我們多少有些緊張，但還是依稀覺得“事情怎麼可能那麼容易落在我頭上呢？”所以這件事就被當成一個司空見慣的笑話，過了一兩天就都不再提起了。

雖然後來見到街上警車越來越多，晚上也時常看到藍色的警燈在黑影裏忽明忽暗，但是從來沒有覺得這會跟我有什麼關係。畢竟，我看起來還不像一個壞人。直到上星期日晚上在一個城鐵站門口又遇到幽幽閃著的藍燈，我才意識到證明自己不是壞人有多難。

警察攔住我的時候我沒怎麼在意。心裏覺得這樣攔住行人要求查看身份證于法於理並不一定經得起推敲，但是為了避免麻煩還是配合了。何況，我也不是壞人。警察略略帶著歉意解釋：“這不是奧運會了嗎，沒什麼事，就是查一下，馬上就好。”隨後打電話向總部查詢身份證號。片刻之後中年的警察抬起頭來問我：“以前犯過事兒嗎，沒被拘留過吧？”

這對並不是壞人的我而言顯然是莫大的羞辱。於是我有些惱怒地回答沒有。中年的警察反問道：“那為什麼你的身份證記錄有問題？”我一時愕然，在大腦裏搜索一切自己做過的錯事，實在想不出自己做過什麼。中年警察又開始和總部確認，信號斷斷續續，話也斷斷續續。放下對講機，中年的警察又問了一遍我是不是進過局子、是不是犯過事兒，回答的時候我的聲音莫名其妙地沒有剛才那麼理直氣壯了。但是由於沒能從總部查詢到更詳細的信息，警察還是放我走了。不過警察的眼神裏還是流露著狐疑，仿佛是放過了一個本不該放走的壞蛋。

如我所料，第二天上班和同事講起被查身份證的事他們都沒什麼反應。顯然，這個黑色幽默的老笑話大家都已經習以為常了。警察把每一個公民都被當成壞人，而我們居然也都對這種事情習以為常，這難道不是一種悲哀嗎？但願奧運之後這個國家不必再如此緊張。

四川大地震毫無疑問會給整個國家每一個人留下深刻的不可磨滅的印記。這場巨大的災難成了團結整個民族的一股強大力量。未來的某一天，已經垂老的我們以及我們的後代，再回想起今天的痛苦磨難一定會一樣的歷歷在目感同身受。想起被掩埋在廢墟裏的一個個曾經真實地呼吸著的人，莫大的悲涼就會從骨髓中、血液中油然地滲出。在自然的力量面前人的血肉之軀無疑是羸弱、渺小的。

像任何一個宏大的歷史事件一樣，各種各樣的人都凝聚起來參與其中，各種各樣的聲音都從震央傳遞出來，鋪天蓋地鋪滿了電視和網路的每一個角落。其中有安然待在賓館房間裏連線簡述『前方』最新情況的記者，有讚揚政府快速反應和拯救的外國遊客，有親人亡故從此生而無謂的未亡人，有在鏡頭前裏打著官腔拖延時間的官僚，有幸運地毫髮無損躲過地震的男女老幼，有在軍人和營救者不懈努力下終於獲救的在地獄門前經過的幸運者。

大家想必都還記得那個可樂男，『就在人們要將男孩抬上救護車時，男孩突然向在場的救援人員說，“叔叔，幫我拿支可樂”。現場的救援人員都被這句話逗樂了，他們紛紛說，“好，給你拿可樂。”誰知男孩又說，“要冰凍的”，救援人員馬上答應，“好的，拿冰凍的。”隨後男孩被迅速送往醫院。』據說可樂男薛梟的右腿和右手已經壞死了，需要截肢了。他是我在所有新聞裏看到的獲救者中看了最喜歡的一個。新聞剛剛報出來的時候許多人說他搞笑，也有許多人說他對做出巨大犧牲和努力的營救人員十分不尊重。我之所以欣賞這孩子是因為他很真實，80個小時的困厄之後又缺水又缺糖份還燥熱難耐，那種感覺豈不就是只能以一罐冰凍的可樂才能緩解嗎？他說的話是他真是的最需要的東西，不誇張、不虛飾、實事求是、實話實說。

新聞聯播裏還播過『胡某來到北川縣看望受災群眾指導抗震救災』。Hu用最最高屋建瓴、政治正確的紙張語言生疏地『親切』慰問著受難的家庭，男言不由衷地厄厄哦哦，『感謝你們啥啥中央』，迎合著胡的我們一定如何如何，說『好好』。這時候抱著孩子的女人聲音不大但是足以聽清地說：『主要還是要有些糧食，還有水』，而且她好像還重複了兩三遍。見過大場面的村支書不為所動，繼續沿著自己宏大的邏輯繼續高屋建瓴（鏈結的頁面上的視頻中這一段是被剪掉了，當初第一遍播出時村支書還多宣講了一段）。這個抱著孩子的女人顯然也是一個真實的人，那些務虛的概念對她而言都不重要，即使是最最偉大的哲學家，餓肚子時也是要吃飯喝水的，何況她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而已。

能在鏡頭和圍擁的隨扈中間說出最簡單、最真實的話，真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村支書管的談的更多的是某某地方的偉大復興，某某部落不可戰勝的精神偉力。站在廢墟上高呼『有信心沒有』並不見得真的能解決問題。幾十年前趕英超美的場景也都還歷歷在目，幾億人的精神偉力和熱切盼望都並沒有真的實現。或許精神偉力真的很重要，但是其前提也只能使升斗小民類似一聽可樂、一碗米飯的最簡單最真實的要求能夠滿足；升斗小民最瑣碎最平凡的生活都能在災難後得以維繫。在 34073 41353 55740 個平凡、真實的生命被災難剝奪之後，終於換來了政府意志的表達：半旗志哀和舉國哀悼，這多少是珍視普通的人的一個進步吧。

记得有一个英文的笑话：

问曰：How would China’s future be?
答曰：Hooo knows.

听来像是 Hu knows 党中央明白着呢，放心好了；可是又想再说 Who knows? 谁知道啊，爱咋咋地。

一边是别国的枪案，一边是河南的矿难，还有一边是辽宁的“事故”。都是32/33人死亡。枪案因为国际关系所需，也为了突现资本主义国家有TM什么好的而受到重视，Hoo 也出面表态哀悼。谁知道这哀悼是出于对外国的讨好还是为了幸灾乐祸。Hu KNOWS.

今天心情绝对不爽，不好，一点都不好！！！

有人说那起事故有你的亲人吗？没有真的没有，唯一一个今天要去钢厂上班的胞弟因为我刚给介绍 了一个女朋友，而没有去上，刚刚我请他去吃的饺子。“吃喜”。

可我为什么还要眼中含着热泪呢？是惊喜我的胞弟幸免于难吗？还是庆幸有一个和我一样也叫张影的女人是她的丈夫遇难了，而不是我的丈夫？还是因为刚刚打过电话，我的同学是唯一一个幸免于难的？

不是都不是，是因为我真的好疼心，那死去的34个我的父老乡亲！！！！

真的是我的真真正正的父老乡亲呀！因为我就在这个小镇上，因为我每天都很讨厌钢厂的大烟筒，这会我好希望那烟筒是刮着灰尘的呀！！！

夜里刮了风，而没有灰尘，反倒不习惯。下起了雨，细细沥沥地。天也在哀悼着那些善良的男人吗？

记得有一期《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标题是“农民”，获得一等奖的文章里有一个段话说的是记者不能到山西农民家里去采访，会吓昏人的。因为被采访的农妇以为许是她家矿上做工的儿子又没有了。矿难在山西很一触即发的。

我当时很难体会农妇的哀伤，现在知道了。真的真的好哀伤，即便没有我的亲人，即便没有我的朋友。可是有我的朋友的朋友，有我的亲人的亲人呀！！！还有那些个孩子，他们都和我喝同样的清河水长大的呀，他们的父亲就这样一夜之间没有了。听说会每个人赔偿20万，20万在我们小镇也许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收入，可是当家的没有人，钱又有什么用呀！！！谁活着不是活人呀！！！

钢厂的老总是一个在我们当地很德高望重的人。谦虚，大度。人说男人有钱就学坏，可从没有听说他有什么作风问题，难道真的象路人说的那样：一个人该言就有多大的福气吗？？

风一点停的意思也没有，雨本来不大可却没来由的冰凉。

DNI [注：原文如此] 还在做着，为尽存的骨骸找寻着自己的亲人。

今夜会有34个家里的灯长夜不眠的，那个死了3个孙子的老人家他要怎样过呢？那个和我同名同姓的女人她将来要怎样领着孩子活下去呢？

再不爱跟谁掷气了，因为人的性命有多么的脆呀！对自己也要好好爱惜了，谁也无法寓言自己的下一秒。

就这样吧！我的父老乡亲们。佛家讲有来生，有轮回，有超度，喜欢做人的接着轮回，喜欢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就做佛来保佑着这喧嚣的尘世吧！

[名字叫做“小幽”的当地居民在QQ.com的评论，想加个链接，但是回去找已经找不到了]

那时候我这位欧洲来的黑人朋友Joe还住在霍营城铁附近。那里房子便宜，他一千多一点就租到了很大的房子，时不时地邀请朋友们过来小住。Joe自豪地说我这地方，再住个四五个人都没问题。可是因为是一楼，所以屋里很潮，又加上房东不善，所以打算换个地方住。为了便宜，还是在回龙观一带找房子，又为了上下班方便，尽量找离城铁站近的。

于是在网上不停地看租房广告，也找了几家中介，终于找到一个看来还不错的，面积不小，小区离回龙观城铁也近，而且价钱也还不错。那天他跟公司请了半天假去看房。我们都以为南边面向城铁的那一边应该有个门的。大家上下班多数人会坐城铁，向南开一个门会方便很多。可是我们两个顶着太阳走了半圈，愣是没找到入口，倒是有一个能容一人进出的小门，可惜锁着。

又走了十几步Joe扭头跟我说，你们中国怎么这样？我反问，我们中国怎么了？”这事儿要是放在欧洲，住户们早就不干了。肯定都得打电话、写信或者上门直接找管事的让他们在南边开个门。”一听这话，我立马无语凝咽。

又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个新闻”老外自费印制卡片呼吁地铁延时”。这个可爱的美国外教说：”我经常坐城铁出门，北京的城铁方便、快捷、安全。但最大的不足就是结束太早了！”，号召大家打电话、写信、发邮件给地铁公司建议。这哥哥深谙说话的艺术，先夸后贬，先礼后兵，先说地铁多好多好，然后再说又不足之处应该改进。

每天坐地铁的人成千上万，估计拼命赶晚班地铁的也不在少数。尤其住在13号沿线的话，十点半的末班车只到霍营，想再往前走，人家就不管你了。于是这一带一到晚上黑车页十分火爆，一出站黑车司机就热情地招呼出站的行人。这也还好，坐黑车也是从半路上开始。要是再玩点错过末班就只能从市里打车了。Joe又生性爱玩儿，一玩儿就晚了，错过末班地铁是常事，于是只好从市里打车回远在回龙观的家，这一次就要小一百块钱。

相信和Joe一样要经常打车的人也不在少数，可怎么就没见偶尔有一两个人像那位美国哥哥似的呼吁一下？

我家楼下的门禁坏过无数次，一按按钮就嘟嘟地响，死活按不了房门号，没钥匙的就死活进不了门。加上这栋老楼的住户大多是租房的，楼下还有地下室也有不少人在住，没钥匙的很多。于是每次进门出门都有四五个人等在门口。前几天天冷的时候更痛苦，四五个人一边瑟瑟发抖一边互相抱怨：”这个破门”，那个答话道：”就是，真烦。一等有带钥匙的进门，或是有人出门，这四五个人就满足地鱼贯而入，各自回家了。一楼就有物业的办公室，也没见哪个人去反映过什么，更别说呼吁、抗议了。

我受了Joe的鼓舞和启发，觉得这事儿不说不行，得跟”管事的”说。于是这天晚上我看物业办公室亮着灯就走过去，门开着一条缝儿，里边传出麻将牌噼里啪啦的声响。里边几个人欢声笑语的。登时心里就凉了，人家物业那么忙，哪有时间管啊。

考研成绩3月12号出来，我爸妈比我积极不下几百倍。上午八九点爸爸给我打电话问我准考证、身份证号，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告诉我成绩。

意料之中，不过还是有些感觉不爽。政治才51，别的科目倒还好（还好意思是不好不坏，也没有出彩）。考研这个东西的制度做的很混蛋，但是我一直觉得要考过了回头再骂才有发言权。而今我估摸着自己也是挂定了，还是想说说。

What THE F*CK DO THEY WANT!? 考研之前一个同学说其实应该考政治的时候线划低点，且不用算在总分里的。可以避免一些人多的政治分填补到总分里，这样还可以保证招来的人是懂专业的，而不是只懂政治理论的。（多么折中的观点，我还说应该取消政治科目的。当然幻想而已了。）

而且如今国家统考的科目越来越多。貌似人人平等了，其实是限制了所有考研者的视野。一次在公交车上听人家讲电话，在说考研：你不用看那些没用的，重点就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别的东西不用看，应该不会考的。还没考，还没开始真正的学术生涯，就先限定了思考的范围和认识的方向。这样的人，你还期待他们有什么见地？政府[应该为此负责的不只有政府，原因是复杂的…我也说不清，也懒得说]完全把这一百来万[correct me if I’m wrong]年轻、有精力、有创造力的头脑当成鸭子的胃，统统都填进去crap[“头脑不应该是一个待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待点燃的火炬” - 忘了谁说的了]。想想吧，场景和其壮观。

都统考了当然也有好处。总有许多本科不幸上了烂大学的孩子们只要好好背书就能四年之后再“高考”一次[出处]，Voilà，又上了好大学。然后就用了这样的场景：一些孩子初试的时候超级强，复试的时候全瞎了。这样的事儿听多了都没感觉了，只留下一个不厚道的典故，我们一见到超级书呆子的 PhD 们就想：“这个家伙本科是曲阜师院的吧？”[抱歉一下，只是举个例子]

（3月12号成绩出来，晚上我妈打电话，说要不你折腾折腾出国吧。家里再咬咬牙，还供得起你。13号晚上又打电话说，要不你再考一年吧，也就耽误一年才。14号晚上又说：要不你先结婚的了，反正你都毕业了。 - 说这些我只是想证明我有多好的爸爸妈妈啊~）

翟全安这个名字在报纸上有些报道，西安下岗工人骑车疾呼普及义务教育。我见到他一次是在北外东院的门口，另一次是在中关村十字路口科贸的一侧。

那天是10月2号，陪朋友买完笔记本电脑之后往公交站走，他就站在路边。一身黄色的衣服，像是雨衣，一辆自行车，还有车筐里，后架上的宣传材料，还有一张不到一版报纸大小的剪贴板，全都是各个报纸对他的报道。

他会向每一个经过的人低声地娓娓地讲义务教育如何重要，一些人会驻足片刻，一些人还会投下一些钱，可是更多的人只是走过，有些还会一脸不解，像是在说“这个奇怪的人”。

我和Kathy属于驻足片刻的那一类。有趣的是这些人自然地围成一圈，却下意识地略略散开，与他微微拉开一点距离。既不愿互相听不到，又不愿投入地讨论。

那位张姓同学站在我旁边，白色的衬衣有些陈旧但是干净，戴一个黑框眼镜，普普通通的学生打扮。我们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不就是这个教育制度的牺牲品吗？”周围的另一个人说：“是啊。”这位张姓同学也叹声气说是。紧接着又说其实最大的问题倒不见得是教育……

于是话题展开了。说城市和农村教育资源不平均，多少还是因为贫困而上不起学，那都是在农村。问题不只是教育，是为什么农村那么穷。为什么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说宪法平均十年改一次，私有财产终于变成“不可侵犯”的了。每个人都珍视自己的所劳、所得、所有，于是每个人同时也就开始珍视自己的独立人格。于是每个人都开始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判断。这个社会上渐渐地又会有关注公共事务的风气。同时这又要求新闻媒体不再只是敷衍的所谓“舆论监督”，每个有自己思考能力的人都有权利得到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件的真相。而这又反过来促进每个人都有平等、开放的肚量，和坚持正义的决心，还有理性辩论的民主的思维方式。于是随着每一个个人的觉醒，这个国家也会越来越好起来。

向东向西行走不绝的人流里不是有一两个人会回头盯着看，他们可能是听到了一两个敏感的词，眼神像是在说“这奇怪的人”。

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我还留下了这个网址。临走的时候他说：“以后要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时，千万记着通知我。”

后来我又翻出翟全安的名片，又想起这个其实再也没联系过的同学，不禁疑问什么叫“有意义”？我也是一个奇怪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