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通往奴役之路》了
《通往奴役之路》又是一本我陆陆续续看了很久才看完的书。既是因为哈耶克在书中讲的道理实在是如此宏大和颠覆（起码颠覆了我的许多想法），也是因为大陆的简体中文译文实在太纠结混乱难受了。
如果回到冷战的时代，这一定是一本攻击共产主义的利器。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西方民众想必十分珍视用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自由，而此时反思国家社会主义显然可以在未弥合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让所有人谨记自由是何其宝贵。一个掩盖和压抑了个人自由的集体主义政体，不管它叫做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对个人自由而言都是极其危险的。
那种为了一个缺乏论证的宏大目标而团结一致的想法，不管是出于统治者的洗脑还是处于国家、民族危亡的危机感造成的民族主义，都是极其危险的。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大跃进、文革、大东亚共荣圈、雅利安人至上等），统治者可以动用其违背道德、超越法律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手段，将整个国家民族变成为了实现那个目标的机器。而所有的个人都成为微不足道的小螺丝钉。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手段在这本书里也有详细的讲述，但是配合阅读《一九八四》相信可以对政治控制、经济控制以及由此衍生（也反过来支持政治经济控制）的思想控制有更深入骨髓的体验。
放在这本书刚刚出版的1940年代中期，在自由国家与共产党国家联手扼杀了法西斯之后，恐怕很难将共产党国家和纳粹德国归为一类。然而不幸的是《通往奴役之路》里讲到的各种集体主义的弊端竟然真的在苏联和中国一一应验。任何一个熟悉中国49后历史的人在读这本书时都会有与我相同的幻想：如果哈耶克的这本书能在1949年之前在中国人中广泛流传，这个国家又将会怎样？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国家社会主义』的德语简称是『纳粹』，二者也都是同义词，然而在汉语里，所有人都把那种惨无人道的政治思想称为『纳粹』，而不是『国家社会主义』。难道仅仅是因为两个字比较简短？
再说译文，没什么好说的，想起来就齿冷。好好一本书都被翻译糟蹋了。汉语译文中放置的虚词太多了亲爱的们，宝贝儿这是汉语，你把『关于』、『能够』以及多余的『的』字删去一大半反而会更流畅。还有，如果连从句关系都读不明白，还是老老实实看看语法书比较好。
碎句子 - 1
« Plus on juge, moins on aime » (Balzac).
评判的越多，喜爱的越少。 —— 巴尔扎克；查字典时偶尔看到的
我觉得译者没有资格，为了迎合某个人，某个团体的需要，曲解作者的意思。这是越权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这是良知问题，不是水平问题。这是信任问题，不是风格问题。有一回故意曲解，叫人又如何能相信其它地方文字的忠实？……十天？对大部分译者来说，恐怕只够校对和查资料吧。真不知译者是真牛还是蒙牛。
—— 李继宏谈起自己用口译手法十天搞完了《追风筝的人》时是沾沾自喜的。然而，那是及其不负责任的。参见《翻译：放下你的屠刀》
所以，请不要再对我说学习新加坡就是符合“国情”。在我看来，不但不符合国情，而且是故意回避国情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而且已经出现负面效应。
—— 文贯中，《国情、经济规律和现行土地制度》
那种感觉比裸奔还让人难受，是我最胖的时候裸奔
—— 偶一同事说的
弱者不是你的名字，女人，你的名字就应该是风情万种。
—— Hellen，《女人性冷淡是很可怕的》
翻译：多样性是民主的根基
本文是《世界是平的》的作者Thomas L Friedman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
原标题 Democracy’s Root: Diversity
原作者Thomas L. Friedman
原文发表日期 2007年11月11日
上星期二（2007年11月6日），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在梵蒂冈拜见了教宗本笃十六世，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天主教教宗与沙特君主会面。沙特国王赠送给教宗两件礼物，一把镶满珠宝的金剑、还有一个用金银铸成的棕榈树和骑骆驼的人的塑像。
BBC报道说，教宗“欣赏塑像，但只是碰了一下宝剑。”在我看来这两个人能见面很了不起，而阿卜杜拉国王还带了礼物。不过我乃至整个世界都尤其关注的是：不知道阿卜杜拉国王会不会再给教皇一件珍贵的礼物：签证。
沙特阿拉伯的国王，也是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大清真寺的守护人，可以来梵蒂冈拜访教宗。然而教宗却不能到伊斯兰世界的梵蒂冈——麦加去拜访沙特国王。不是穆斯林是不允许的。而且在沙特阿拉伯，想要建教堂、犹太会堂、印度教或佛教的寺庙、甚至公开地进行其他宗教的活动都是违法的。
BBC新闻网也报道说：“有人私下进行基督教活动，也有消息证实政府在压制私下的宗教活动。私下进行宗教活动的菲律宾工人也会被驱逐出境。……沙特政府的理由是穆罕默德先知曾说过阿拉伯半岛只能信仰伊斯兰教。”
我提起这个问题是因为多元化——“他者”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得到什么程度的宽容——在今天穆斯林世界，从黎巴嫩到伊拉克到巴基斯坦，都显得十分棘手。在我记忆中最近几年被毁掉的教堂和清真寺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多。
一位资深的法国官员跟我探讨说或许我们西方人不应该努力在中东促进民主化——这个观念已经因为西方列强在这个地区的殖民历史而显得有些龌龊——而应该努力推动文化的多元性，而多元文化在这个地区也有其历史根基。
此话不假。民主的精髓就在于权力和平的轮替，不管是哪个政党或部落上台或是下野。然而这样的理念在今天的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并不适用，他们的政治现状还是“上台者昌、下野者亡”。如果我的团体不能掌握权力，那我就不是丧命就是入狱、流放或被重重压制。然而民主并不只是少数服从多数，更在于少数派的权利。一个文化中只有不仅能包容少数派，更能将他们平等地对待，民主才能真正生根发芽。
而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又必须从一个文化内部生长出来。我们在伊拉克有可能主持一次自由公平的选举，但是并不能把多元的文化一蹴而就地注射到伊拉克。美国和欧洲都是经过了艰苦的内战才最终催生了多元的文化，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也需要经历同样艰苦卓绝的思想的交锋。
我刚刚从印度回来，印度也刚刚庆祝了民主化60周年，同时毗邻的巴基斯坦却是一片水深火热。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却十分相似——长着同样的面孔、吃着同样的食物、又穿着同样的衣服，然而却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印度有着多样的文化。印度今天所庆祝的民主化60周年也正是在庆祝它几千年来文化多样性，包括曾经的穆斯林统治时期。
讲述全球化的新书《Bound Together: How Traders, Preachers, Adventurers, and Warriors Shaped Globalization》讲到这些角色对于联系我们的世界所起到的作用。而作者Nayan Chanda也说道：“穆斯林皇帝阿克巴曾在16世纪的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他的殿堂中有基督徒、印度教徒、奢那教徒以及拜火教徒，高级官员中也有很多是印度教徒。临终时耶稣会牧师劝他信基督，他拒绝了。他有着自己的信仰，同时还能尊重别人的信仰。尼赫鲁，印度的第一位总理，印度教徒，也十分崇拜阿克巴大帝。”
阿克巴大帝不只是宽容而已，他还敞开胸怀海纳其他的信仰和观念，这可能也是他的王朝在印度历史上最为昌盛的原因吧。巴基斯坦与印度有同样多的人才，也可以由一个阿克巴似的人物领导，整个阿拉伯世界也是如此。
我仍然很钦佩阿卜杜拉国王，他会见教宗的破冰之旅肯定让许多沙特教士心里一震。我倒希望教宗能够公开表达访问沙特阿拉伯的愿望，而沙特国王也应该会宣布： “因该有人为我们这个地区开拓一条新的道路。既然我能到梵蒂冈会见教宗，也能够让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什叶派以及佛教的领袖都来我们的圣地平等地对话。平等地会晤，这又有什么不好？
